在司法实践中，死刑辩护取证是一项至关重要的程序。这一过程的核心在于确保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同时追求司法公正。那么，死刑辩护取证的流程具体是怎样的呢？辩护律师首先需要向法院提供相关证据线索，并及时申请法院进行调查。在必要时，律师也可以自行进行调查。这一流程还包括辩护律师亲赴现场核实勘验检查笔录、向证人和被害人进行调查核实，以及收集并固定被告人及其近亲属协助侦破案件的相关证据等多个环节。

死刑辩护取证的流程是什么 (一)

死刑辩护取证的流程是什么

答法律分析：1、辩护律师可以向法院提供相关证据线索，及时申请法院进行调查。必要时，也可以由律师自行调查。如辩护律师调查犯罪嫌疑人在用人单位的上下班时间，可以自行拿着证件到用人单位进行调查，若用人单位不配合的，辩护律师可以向法院申请，要求用人单位调取相关打卡记录、签到记录等。2、辩护律师可以亲赴现场，就现场情况对勘验检查笔录中记载的情况进行核实，进一步审核案内其他证据的真实性。3、在征得法院同意的情况下，辩护律师可以向证人、被害人进行调查核实，可以进行同步录音、录像。4、辩护律师发现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有协助侦破案件、调查证据等行为的，应当及时收集并固定相关证据，或申请人民法院调取。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

第三十二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

（一）律师；

（二）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

第三十三条 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

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

劳荣枝三审最新消息 (二)

答劳荣枝三审最新消息如下：

二审判决结果：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劳荣枝故意杀人、抢劫、绑架上诉一案进行了二审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意味着对劳荣枝的死刑裁定将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劳荣枝的反应：宣判后，劳荣枝当庭表示不服法院判决，并明确表示要进行申诉。

辩护律师情况：劳荣枝的家属已经确定了死刑复核阶段的辩护律师，除了二审辩护律师吴丹红外，还新增委托了北京慕公律师事务所主任刘昌松律师。劳荣枝的二哥劳声桥表示，他们已办好相关委托书，并强调关于劳荣枝的死刑复核与申诉事宜，均交由已委托的律师代劳。

案件背景：1996年至1999年间，劳荣枝与法子英共谋实施多起抢劫、绑架、故意杀人案，导致7人死亡。劳荣枝使用化名长期潜逃，直至2019年11月被捕。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劳荣枝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绑架罪，决定执行死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中再次确认了这一判决。

公众关注：该案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公众对于劳荣枝的犯罪行为及其后果持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目前，公众仍在持续关注中，等待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决结果。

死刑辩护取证如何进行 (三)

答死刑辩护取证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进行：

申请法院调查：

根据《死刑辩护》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辩护律师在发现符合相关指导意见规定的情形时，应当向法院提供相关证据线索，并及时申请法院进行调查。这是获取关键证据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涉及案件事实认定和量刑依据方面。

律师自行调查：

在必要时，辩护律师也可以自行进行调查取证。这包括但不限于走访现场、询问证人、收集物证等。律师需要遵循法律程序和规定，确保调查取证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收集并固定被告人及其近亲属协助侦破案件的证据：

根据《死刑辩护》第五十七条的规定，辩护律师在发现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有协助侦破案件、调查证据等行为时，应当及时收集并固定相关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这些证据可能有助于揭示案件真相，为被告人争取更有利的量刑结果。

结合认罪态度与赔偿和解情况：

在进行死刑辩护时，辩护律师还可以结合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和对死亡人员家庭的赔偿和解情况入手，收集相关证据。这些证据可能包括犯罪嫌疑人的悔罪表现、赔偿协议及执行情况等，有助于减轻被告人的刑罚。

综上所述，死刑辩护取证是一个复杂而细致的过程，需要辩护律师综合运用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通过合法途径获取关键证据，为被告人提供有效的辩护。

死刑复核强制辩护 (四)

答死刑复核程序是专门针对死刑案件的一种特殊救济程序，是一种特殊的审判程序，是对死刑进行程序控制的一个重要环节，目的在于为死刑的适用增设最后一个把关口，从而能够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严格控制死刑数量。但是死刑复核程序自产生以来因为其浓厚的行政色彩而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律师辩护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的缺失，律师辩护的虚化使被追诉人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无法使自己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可以说律师辩护关系到死刑复核程序能否实现其应有的功能。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死刑复核程序也做了一些修改，表现出了诉讼化的倾向，但是对于律师辩护的保障却只提及了一下，没有做过多的说明，因此死刑复核程序中律师辩护的保障是我们未来应该关注的重点问题，尤其是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确立强制辩护制度。死刑复核程序中律师辩护的现行规定及存在的问题——评析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240条在实践中，死刑复核程序中律师辩护的状况是令人堪忧的，不仅在于律师的职业水平，更在于死刑复核程序过于封闭，偏向行政化，将律师拒之门外。其实之前，律师能否参与死刑复核程序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刑事诉讼法也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实际上律师在此时是不能参与死刑复核程序的，而在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后，才逐渐允许律师参与死刑复核程序。2012年《刑事诉讼法》240条规定：第“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在死刑复核过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死刑复核的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该条系新增的规定，强化了死刑复核程序中的辩方参与和检查监督，体现了死刑复核程序的诉讼化改造倾向，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不容否认的是，该条规定显然过于原则，模糊，其实并不能发挥很大的作用，细细分析，就会发现该规定存在如下几个问题：(一)仅仅规定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但是没有规定辩护律师该如何提出辩护意见，即没有规定辩护律师提在死刑复核程序中，要不要为被判刑人指定辩护是一个亟待引起关注的问题。在这次修法之前，辩护律师基本上没有参与死刑复核程序的制度空间。长期以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死刑复核程序是一个最高人民法院的内部书面审核程序，或者说，书面的行政审查程序。在死刑复核过程中，最高法院法官都会亲自讯问被判刑人，听取其本人对于判处死刑的意见。在个别案件中，如果被判刑人的辩护律师有办法，最高法院的法官一般也会接受辩护律师的书面意见。但总体而言，在死刑复核程序中，辩护律师的参与缺乏必要地制度保障和程序机制。因此，根据现行法的规定，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尽管刑诉法规定必须为其指定辩护，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死刑案件的指定辩护仅限于第一审、第二审。至于死刑复核程序，则不适用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规定。但是，根据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40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根据该项规定，辩护律师参与死刑复核程序将成为一种制度化实践。因此，在此制度框架下，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国死刑复核案件中一律不指定(辩护)的习惯做法。换句话说，既然辩护律师参与死刑复核程序即将成为一种制度化实践，那么，对于那些因贫穷而无力聘请辩护律师的被判刑人，又有什么理由拒绝适用第34条“应当为其指定辩护”的规定呢我们的态度很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在办理死刑复核案件时，如果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就应当根据第34条第三款的规定，为其指定辩护。理由有二：第一，第34条关于“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规定，属于法定应当指定辩护的强制性规定。作为一项总则性规定，没有任何理由将直接关系着被告人生死问题的死刑复核程序排除在外。第二，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也是确保死刑复核程序公正外观的客观需要。根据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40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该询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在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根据该条规定，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已经发生了某种“质”的变化：即，从纯粹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内部审查、复核程序，通过引入控辩双方的力量和意见，初步实现了诉讼化改造。当然，在司法实践中，这种诉讼化改造尽管不一定表现为开庭的方式、不一定采取控辩审三方集中在场听取意见的方式，但是，就制度设计而言，第240条已经为控辩双方介入提供了制度依据和契机。因此，既然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都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那么，就产生了一个最基本的制度公正问题：如果被告人没有聘请辩护律师怎么办是听之任之，还是根据死刑属于强制辩护的案件范围而为其制定辩护呢很显然，如果坚持死刑复核程序不适用制定辩护的旧习，那么，第240条的规定将会变成一个“有钱人条款”。即，钱请得起辩护律师，谁就有机会透过辩护律师的参与向最高人民法院陈述更具法律水准的意见。然而，刑事法律援助的最基本目的就是为刑事案件的辩护活动确立一个最基本的保障：不管你穷还富，你都可以享受到一个最基本的待遇。在关乎个人生死问题的死刑复核程序中，我们更应当坚守并维持这种最基本的公正性。因此，我个人认为，随着辩护律师介入死刑复核程序成为一种制度化实践，最高人民法院必须与时俱进，彻底放弃死刑复核程序不适用指定辩护的错误观念，为死刑复核案件的被告人提供最基本的法律援助服务。死刑复核程序必须有辩护律师的参与。之所以如此，以下几点尤其值得强调：第一，死刑复核案件不仅仅是一种直接关系到个人生死的特殊案件类型，在当今我国，死刑复核程序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还承担着一定公共政策形成的作用。这一点在吴英案中表现的非常明显。公共政策不仅仅是法律政策、死刑政策，甚至还会牵扯到国家经济领域的一些宏观经济决策与走向等问题。在吴英案中，就存在着一个国家如何对待民间借贷现象的宏观经济政策、法律政策问题。像这样的案件，没有律师的参与是不行的。在此之前，我特别跟泽涛兄沟通，希望他能集中谈谈美国法庭之友制度。在涉及公共政策形成时，个案已经不单单事关个人利益，而是牵扯到更多人的利益。大家回想一下吴英案，前前后后组织了多少次有关吴英案的研讨会，而且，参与者不仅仅是法律界的专家，还有经济学界的精英、江浙一带的商人。因为吴英案不仅仅关乎吴英个人的生死，还涉及国家经济政策的走向等社会问题。其实，即使不谈吴英案，其他死刑案件中还同样涉及到死刑政策的形成与选择。例如，去年发生的夏俊峰案、药家鑫案、李昌奎案。这些案件都已经不再是仅仅关乎个人的生死，而是代表着国家对待这种类型死刑案件将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刑事政策。在这些案件中，可能直接牵扯到公共政策形成。而公共政策的形成，仅仅靠查清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是无法解决的。因此，在此类案件中，还按照传统的审核书面材料、讯问被告人，然后说“人是你杀的，没问题”、“我也讯问你了，你自己也供认不讳”，是无法真正做到客观公正的。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个案问题，而是牵扯到公共政策的形成。这是第一个理由，死刑复核程序因可能涉及公共政策问题，必须形成一种良性的程序参与机制。第二，就个案而言，即使只谈被判刑人的生死问题，法律问题和证据问题也非常复杂。近几年我相对多地了解了张燕生律师办理的念斌投毒案。这是一起发生在福建某地的投毒案件。就个人感受而言，这个案件的控诉证据存在很多疑点，甚至有可能是一起冤假错案。但是，即使这样漏洞百出的案件，如果没有辩护律师的参与，也没有办法从证据上和逻辑上把这些疑点揭示出来。现在因为专业律师的参与，念斌终于保了一条命。可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的死刑案件中，又有多少案件像念斌案这样，除非有专业辩护律师的参与，否则，将会在强大的控方逻辑下，成为一个自圆其说、看似没有任何漏洞的“铁案”呢因此，即使抛开公共政策问题，仅就个案生死问题而言，单靠讯问被判刑人也不一定能够发现案件的真正疑点。在此意义上，为了保证死刑案件的办案质量，必须强化专业辩护律师的参与。第三，法律解释的问题。在死刑案件中，同样会遇到刑法条文的合理解释问题，而这种解释肯定超出了被判刑人的能力。总之，我的基本观点是：传统的死刑复核程序观念认为，只要能够查清事实、准确适用法律，就能够保证作出一个正确的死刑判决。但是，如果把视野放到公共政策的形成、放到法律的专业化、放到证据分析等问题时，这样一种内部审核方式可能是远远不够的。死刑复核程序需要引入律师的力量，而引入律师的力量就必须有一种制度来保障贫穷者也同样能够得到最基本的法律服务。我个人认为，死刑复核程序的诉讼化发展必然牵连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死刑复核案件的法律援助问题。很多案件，当事人都是会委托律师的，律师在庭审中，就是被委托人当事人进行陈诉，辩论，使得最后的结果能够尽最大的程度有利于当事人。法官也会根据律师的陈述，给予一定的判断，但是死刑复核，法官一般都是听取当事人的陈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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