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中国工人平均月工资多少钱? (一)
最佳答案1984年中国工人平均工资应该是40块钱。1984年中国工资制度还未改革，各项各业都有相应的工资标准，每个人的收入都基本固定。有45，49.5，56元这些不等。工资一般按照工人工资级别分类的，刚参加工作的徒工每月是18元-24元，一级工是32元。有的工人年龄大了工资要超过60元。工人涨工资可以通过为厂做贡献，贡献也分为头等贡献，一级二级三级贡献，贡献的越多，能拿到手的工资就越多。
1984年，工人一个月40元的工资，1984年的40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600~900元，在现在来说可能确实不多，当时的工人家庭并非只依靠工资生活。但是工人住房包分配，工人家庭还能享受粮食补贴、书报费补贴以及孩子的学杂费补贴。这就相当于把工资达成一个变现，由工资变成统一分配的社会生活补贴，来缓解工人生活的压力。八十年代孩子的上学费用普遍低廉，为家庭减少了不少负担。1984年的40元可以买很多东西，当时物价很便宜！1984年是中国计划经济严格控制物价的最后一年。例如午餐肉:1.54元/罐(340克)大虾糖:1.25元/斤(1毛钱6块)肘猪肉:1.35元/斤中等大小的蛤蜊:5毛/3斤。这些物价，让一位普通工人能在社会上过上还不错的生活。
1984年领导干部的工资待遇:工资改革时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行政人员最高工资标准由1956年的644元降为404.8元，降幅37.1%，最高与最低工资标准的倍数由28缩小到17.6。
在1985年7月起实行“结构工资制”，改革规定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工资由4部分组成：职务工资、基础工资、工龄津贴以及奖励工资，突出了岗位因素。基础工资按工作人员本人生活费确定。一个职务设几个等级的工资标准，上下职务的工资适当交叉，每人按担任的实际职务及级别领取职务工资。
地铁口＂蹭网＂农民工走红背后有多心酸？ (二)
最佳答案1月3日，葛远征在地铁口和家人视频。
新京报-剥洋葱消息，上海工地上，葛远征被称作“老葛”，几乎没人知道他的全名。
老葛和别的农民工没什么不同，蹬一双黑胶鞋，身上灰扑扑的，深蓝色的工装上缀满了白色的石灰点子，唯一一抹亮色，是头上那顶黄色安全帽。
他是河南人，去年十月份来到上海。
前段时间，劳累了一天的老葛照常去地铁站“蹭”免费WiFi给家里人视频通话，被一位视频拍客撞见，拍下视频传上了网络。
老葛“蹭网”的视频点击量很快达到778万，网友们说，看到这一幕，感到心疼，“眼圈都看红了”。
在葛远征所在的工地上，像他这样会去地铁站“蹭网”的农民工不止一个。他们“蹭网”，是因为不舍得花太多钱买流量，又“想家，想和家里人说说话”。
可以正大光明上网了
1月3日，上海下着雨，气温只有0 ，湿冷入骨，路上的人冻得缩起来，帽子围巾一裹，只露出一双眼睛。
葛远征像往常一样，五点下班，冒着雨，骑着70块买来的二手自行车，蹬了7公里回到居住的工棚。晚饭要了一份青菜、一份豆腐、一份白米饭，花费六块五毛钱。
骑行七公里后，葛远征在用热水泡手。
黑夜漫长，工地上没有什么消遣，老葛最大的乐趣就是和家里人聊天。去年，他买了一台智能手机，向儿子女儿学了上网，开通了28元包月套餐，每个月可以拥有50分钟国内主叫通话时长和100M流量。这些流量如果用来视频通话，不到一小时便会全部用完。
在工地上，农民工一天可以赚200-300元，“都是血汗钱”，吃肉都不舍得，没人舍得把钱花在买流量上，工友们凑在一块总懊恼，“这智能手机吃流量，我上月又超了十五块钱”。
后来，有工友学会了“蹭WiFi”，老葛也学会了——在手机上安装破解WiFi密码的软件，下班后拿着手机在周围小区转悠，碰到WiFi信号强的人家，便蹭一会儿网和家里人视频。
每天晚上七八点钟，是老葛和家人的视频时间。一开始，妻子苏秀娜接到丈夫葛远征的视频，吓一跳，手机那头黑漆漆的，路灯下丈夫的脸只能看清个轮廓，“他看得到我，我看不到他，想着他的样子聊天”。
1月9日，葛远征和许海庭在小区楼下“蹭网”。
过了段时间，老葛发现地铁里面有免费WiFi，高兴坏了，他可以光明正大地上网了，地铁站里还有充电插头，有灯光，没外面冷。
1月3日晚上六点多，葛远征像往常一样，回宿舍洗了把热水脸，衣服都来不及换，便出门去附近的地铁长清路站。他随身带着充电器，没电了，便蹲着和家里人视频。
那是下班高峰期，每隔一两分钟，闸机口都会涌出一群归家的上班族。他们大多穿着厚实的羽绒服和大衣，神色匆匆，几乎没人注意到，墙角边上蹲着个农民工，也没人好奇他在这里干什么。
夜里八点多，有位视频拍客路过，觉得心里有块东西被触动了，拍下了这一幕——风从地面灌进来，一位中年男人蜷缩在地铁出口，身上蓝色的工装落满了石灰和水泥，袖口和膝盖处尤甚，斑驳得像一幅油画。他蹲在充电插头旁边，两只手捧着手机，冲着屏幕有说有笑，屏幕那头，是他远在河南的妻子。
钢筋是骨架，混凝土是血肉
老葛的“蹭网”的视频走红后，他的电话时常响起，工友们都笑，“你成网红啦”。
来上海前，葛远征还不叫“老葛”，在河南周口老家被人尊称一句“葛师傅”。
他学过木工、瓦工、油漆工，谁家盖房子，都愿意帮忙搭把手，老乡评价他，“人老实，话少，肯吃亏”。
这是一个顾家的父亲，他有一儿一女，孩子还小的时候，不舍得离家，待在家里一边打零工一边种西瓜，他最擅长的是种黑美人西瓜，瓢沙脆甜。孩子长大了，儿子去海南学舞台搭建，女儿上了卫校，2013年，38岁的老葛跟着老乡当了农民工，在全国各地做油漆工，负责给墙面上各种涂料。
葛远征在给墙壁上涂料。
这几年，葛远征去过北京、长沙、郑州、义乌、上海等城市盖楼。
如果你问他，这些城市有什么不同，他要想很久才能答出一句，“北边好点儿，没那么冷，南边总下雨，冬天冻得手脚都没感觉”。
城市美丽，“上海的商场比我地里的西瓜都多”，老葛呆的最多的地方还是工地——钢筋是骨架，混凝土是血肉，挖掘机来回轰鸣，脚手架层叠没有尽头，灰尘打着滚儿钻进衣领和肺里，一下雨便满地泥浆无处落脚，唯一鲜亮的醒目的，是墙上悬挂的红色标语：“安全来自警惕，事故源于麻痹”、“安全一万天，事故一瞬间”。
这里有几千名农民工，每天五点钟起床，骑行七公里到达工地，工作十小时，中午半小时时间扒拉几口饭，下午继续上工。他们工资不低，木工280元一天、瓦工260元一天、油漆工250元一天，没人舍得乱花一分钱。
葛远征在盖的小区楼房架构已经搭好，水泥粗粝，门窗还未安上，一阵北风穿堂，冻得人打哆嗦，工人们用两升的水壶装满热水放在地上，“热水装多点，冷得慢些”。
工人们都不知道自己在盖的小区叫什么名字。
他们只知道，这里是上海浦东新区，发往这里的快递，都用黑色加粗记号笔标记着，“沪东，工地”。工地上有管午饭的食堂，青菜三块钱一份，肉菜五块到八块钱一份，在敞开的工棚里吃饭，饭还没上桌，就冷透了。
工友们正在吃晚饭，图片左边为一对打工者夫妇。
不出意外，两年后，这块葛远征眼中的“工地”会被人称作“滨江凯旋门”，这是未来的陆家嘴临江豪宅，房价每平米均价16万元，小区内配套了6000平的私人会所。这个地方，距离国家级金融中心陆家嘴只有两公里，距离东方明珠电视塔三公里不到，站在葛远征正在施工的楼层，一抬头，黄浦江浪花翻滚，在脚下奔流。
农民工许海庭听说了这里的房价，默默算了一笔账，“我们建的房子，一套两千多万，我不吃不喝，要7辈子才能买得起”。
他曾经在广州塔小蛮腰旁边盖过房子，也不知道小区叫什么名字，只听包工头说，那里的房价更贵，一套要五千多万，他瞪直了眼睛问记者，“你说，是什么样的人能够住得起这样的房子呢？”
来上海近三个月，葛远征去过一次东方明珠。下班了，盯着东方明珠的塔尖一直向它骑过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他发现，“原来东方明珠晚上会开灯，是会变色的”。当然，他没有进到电视塔里面去，“别费那钱”。
他也想过要不要去工地附近的世博园玩一下，“听说很好玩，玩一天耽误一天的工钱，还是不去了吧”。
最感动的事，是来自城里人的认同
比起上海的房价，葛远征更关心的，是食堂的菜价。
他不喝酒，也不吸烟，支出的大头是吃饭。工地的食堂“偏贵”，一个鸡腿五块钱，三个馒头两块钱，他更愿意去路边的小吃摊买饭，10块钱有两个荤菜、四个馒头，一点素菜。
葛远征心里有本账本。在河南老家，种西瓜和打零工的收入，一年不超过3万元，出来城里做建筑工人，刨去春节回家等时间，一年出工300天，每天挣250元左右，年收入在7万-8万之间。
每个月末，工头会发放一千块工资作为下个月的生活费，剩下的工钱，需要等到年底放假回家前，一次性结算。这五年，葛远征每年都能带4万-5万元钱回家，他用这些钱，盖了新房子。来上海两个多月了，葛远征在这个超级大都市，过着工地、板房两点一线的生活。
每天傍晚，他和工友们一起，骑半小时自行车穿行在浦东新区的道路上。这段旅程，他们会经过上海世博园的入口以及一些五星级酒店。等红灯的时候，他们会看看路上跑的汽车，好车多得很，“有一天回家，路上数了十三辆宝马”。
葛远征骑着二手自行车回板房。
入冬了，道路上的电子屏幕打出了“霜冻黄色预警，谨慎驾驶”的字样，葛远征并不关心这些，他只想快点骑车，早点吃上热饭。
工人居住的板房是用简易铁皮搭起来的，不到20平米的房间，放了12张高低铺。葛远征所在的宿舍住了9个人，大家东西不多，一人一个带盖子的塑料涂料桶，用来打热水，一床工地发的被子，两套工作服，一套自己的衣服，“回家过年的时候穿”。
宿舍里有一对夫妻，都是打工者，葛远征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只知道两人是江苏来的，在宿舍角落拉个布帘子，共睡一张床板，“女的爱用手机看电视剧，男的每天晚上喝一杯老村长（单价16.5元一瓶的白酒）”。
板房像个小村落，农民工们生活中需要的一切，几乎都可以在板房附近解决。
还没住进来，宿舍墙上便张贴上了各式各样的小广告，“医生上门”、“春运金杯车返乡”是出现频次最高的两样。
每天五点过后，工人们陆续回来，板房大院门口，摆起了一溜小摊，摊主呵着白气，卖些日用品和小零食，“鞋垫五元三双”，“厂家直销3米加长数据线10元一条”。这里最受欢迎的零食是“花生瓜子咸豌豆”，价格便宜，又消磨时间。
板房门口有“露天理发店”。一位上海大妈，头顶着小矿灯，手拿电动剃头刀，客人来了往板凳上一坐，围上理发围布就可以开工了，五块钱一个人，只剪平头和毛寸，北风一呼啦，断发自动被吹落到地上，刷子都省了。
板房门口的露天“理发店”。
夜里，大家吃过饭了，会打热水泡脚，一边泡脚一边唠嗑，听舍友讲些新鲜事，“你知道吗，湖北人说摩的，叫麻木”，旁人乐呵呵接起话茬，分享今天的见闻。“孩子”是这群人最骄傲的谈资，葛远征最好的朋友老崔，他儿子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工地上人人都知道。住在板房里人，并不避讳称呼自己为“农民工”，农民工辛苦，“只要还能喘口气，还是去上班，只要笑哈哈，还是去上班”，有位64岁的农民工，身上贴满了膏药，还是每天干活。
但农民工也光荣，“别看我是农民工，中国研制出一个新武器我高兴得不得了”。
他们最感动的事情，是来自城里人对自己劳动的认同。一次，一位上海老先生在地铁站遇到许海庭，对他点了点头，说了一句，“上海那么多高楼大厦，都是你们辛苦给我们建设的呀”。那话他一直忘不了，“听了心里真的很舒服”。
最亲爱的人
葛远征缩在地铁口寻找WiFi的样子打动了很多人。许多网友评论，“心疼”、“生活不易”。
也有一些人不太理解，为什么要计较几十块钱手机流量钱？
葛远征家庭负担比较重，妻子动过手术，腰上有伤，不能干重活儿。他的女儿在读卫校，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约在3万元左右，儿子已经出社会了，能够自食其力，但葛远征还是想多赚点钱，“以后孩子们成家、修房子，我们老了看医生，都得花钱，咱别给孩子添麻烦”。
他节俭的样子，让很多人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我父亲就是这样，本可以不用再那么累了，为了儿女还是不想歇。我爱他，感谢他给了我今天的一切”。
“我的爸爸也是，肚子饿了不舍得买好吃的，吃穿用都是最差的，省吃俭用的钱用来养家”。
葛远征所在的工地上，大部分工友都是40岁的男人，孩子的父亲，甚至有人已经做了爷爷。
国家统计局2016年的统计数据也显示，我们国家，跨省流动农民工有7666万人，他们多是青壮年，平均年龄为39岁，一个趋势是，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仍在不断提高。
一个心酸的事实是，葛远征的妻子苏秀娜，在河南老家，也是蹭邻居的WiFi在和他视频。
她用着一个3年前的红米手机，屏幕已经碎了。白天，她忙着摘辣椒，料理农活，吃过晚饭，便等丈夫给她视频。
葛远征上新闻那几天，河南暴雪，苏秀娜网络信号时有时无，一打开手机，只听人说，“你男人上新闻了”，她吓坏了，以为丈夫出了意外，赶紧打电话问，葛远征一遍遍解释“我没事，你就放心吧”，她才放下心来。
后来，葛家人都看到了葛远征缩在地铁口上网的视频，苏秀娜整整哭了两天，丈夫蹲在地上那模样，她心疼极了。儿子和女儿也看到了视频，打电话非让爸爸回家，“不让干了，手机都不叫挂”。
葛远征在食堂给妻子打电话。
苏秀娜说，每到过年，丈夫总是穿得干干净净回家，视频的时候笑眯眯的，说一切都好，还总叮嘱她，“穿厚点儿，不能光顾着干活儿，该花的钱就花，别心疼那两钱”。
他们几乎从不吵架，有说不完的话，一视频就是一个小时。
“想家”，这是工地上最不能提的两个字。
葛远征每天都想回家，“想每天和她说话，吃她做的饭，蒸包子蒸馒头，最爱吃她做的烧茄子，茄子切成片，裹上面粉炸下油锅炸，放麻椒八角焖了，那滋味太香了。”
他的好朋友老崔，儿子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研究生，每天默默地用手机看新闻，“想回家和他聊聊天，多看点新闻有共同话题”。
许海庭已经有外孙女了，在地铁站里看到三四岁的小女孩根本移不开眼，连上WiFi第一件事就是和外孙女视频，一直逗孩子，“叫外公，叫外公”。
如果今年工期紧的话，这群工人要腊月二十九才能启程回家。葛远征都已经打算好了——领了工资，给妻子换个好点的手机，穿着闺女给买的新鞋，好好过个年。
每个人都不容易的。
农民工人均月收入4072元，这个收入水平在我国怎么样？ (三)
最佳答案这个收入水平在我国来说确实不是很高，但是这却是最真实的情况。不管是在大城市还是在小城市之中，我觉得这个收入其实都不是很多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我是一个学生，我每个月的生活费是1500元，不需要我去工作，这是家里给的生活费。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1500元根本就不够用，很多时候买衣服都是省钱存钱来买的，而且这里面包含的是我住宿的费用，因为是住在学校里面，所以并没有需要从生活费中扣钱出来。
但是如果说是出了社会的话，那么这个住房的费用还是需要增加一点的。而且学校内的东西和学校外的东西，这种价格上也有一定的区别。更别说出了社会工作之后，需要花钱的地方就会变得更多了。因此再来看农民工的这个人均收入水平，其实觉得还是比较低的。但是这确实是最真实的一个情况了，只是说在这种互联网的宣传之下，让我们觉得月薪不过万的都是非常低的工资水平，但是我们却忽略了真实的情况。
这也是互联网所制造的信息茧房，在我看来这个收入水平确实不高，只能满足于一个人日常最基本的使用，如果想要去买车买房的话，那么就会使得他的压力变得非常大，更不要说去养小孩，供她上学。相较于明星数百万数千万的这种薪酬来说的话，农民工显然要少的很多。所以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对于自己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需要有相关能力来匹配这份工作，如果说这份工作本身就是没有任何难度，那么它的可替换性就会很高，同时它的这种收入水平也就不会特别高。但是如果去做到一些替换难度很大的职位的话，那么这个工资也就会翻一番。
分析农民工进城的原因？ (四)
最佳答案中国官方日前首次公开发表《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透露目前中国农村还有1.5亿剩余劳动力需要寻找出路。农民工的知识高低与收入及就业率均成正比，说明要解决数以亿计农村劳力的出路，首要任务是提高他们的素质。）
农民工现状：数量大素质低就业难
中国官方日前首次公开发表《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透露目前中国农村还有1.5亿剩余劳动力需要寻找出路。中国农村剩余劳力太多、质素太低，是难以找到出路的两大要因。
不久前，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受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委托，对中国农村劳力质素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在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选取了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60个村，辐射人口40.3万人，其中劳动力20.6万人，涉及农村劳力接受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技术教育以及有关专业培训等20项指标，对目前中国农村劳力的质素有以下描述：
一、具有初中文化程度者占54.9%；文盲及半文盲劳力占8.5%。在外出就业劳力中，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农村劳力的整体水平，说明学历高与外出就业率成正比。
二、接受过农业职业教育的仅占农村总劳力的7.3%。农村劳力之中受过职业教育之比例如此之低，主要原因是：教育的内容无法满足农民较快发家致富的要求。
三、接受有关专业资格培训的人数仅占劳力的5.7％。
受教育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东部地区有高中毕业的比例，高于中部及西部。
此项调查得出以下四项结论：（l）农村劳力以初中程度占大多数，文盲半文盲的比例仍相当高；（2)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水平低，反映农民对此项教育不认同；（3)专业培训在农村基本上未发展，几种培训项目未发挥作用；（4)农村科技传播手段须进一步改善。
农民工的知识高低与收入及就业率均成正比，说明要解决数以亿计农村劳力的出路，首要任务是提高他们的素质。
廉价农民工的经济效益
中国有几亿的廉价农民工，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出默默的贡献；过去，他们被称为“盲流”，现在，则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打工经济的“春秋功过”，有待评说。
据《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公布的数字，去年，有9800万农民外出打工。以他们挣到的钱为主要动力，使农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由前年的686元，增长至2622元，增长2.8倍，实际增长高达77%。外出打工成为农民目前最佳的致富之路。
据官方统计，四个农民工大省去年外出务工人数及劳务收入的情况如下：
四川：1，370万人外出打工，收入474亿元。
河南：1，300万人外出打工，收入528亿元。
湖南：736万人外出打工，收入441亿元。
安徽：696万人外出打工，收入280亿元。
若以平均值来计算，湖南人外出打工的平均收入最高，一年可挣5992元，平均每月499元；最后一位是四川，平均每人每年只挣3460元，折算为每月只有283元。四个农民工大省得到的数字，最少有以下几项结论可供参考：
一、农民外出打工平均每月300～600元之间，农民工十分廉价、超值。
二、农民工没有任何福利及社会保障，每月几百元属“干薪”，不良雇主长期欠薪，甚至连工伤赔偿都不给；而农民工不知争取权益，更没有自己的团体可以代其出头；同时，政府至今还未有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正因为这些“优厚”的劳工条件，许多国家将劳力密集的制造业迁往中国，既节省成本，也减少麻烦。
三、大批农民工主要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从事粗重的体力劳动，诸如建筑业、工厂、环境卫生及餐饮业。有统计指出，每一位农民工每年可为当地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创造3万元，扣除带回家乡的大约只占1/5，绝大部分留下来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四、农民工带回资金，繁荣家乡经济，许多农民工大省的主要收入依靠“打工经济”；同时，“一户打工，带动一村；外出一人，致富一家”，外出的打工仔、打工妹“一年土，两年洋，三年变了样”。外出打工既挣到钱，又学到先进的事物，改变了思想观念。中国特色的打工经济，在现阶段是几亿农民的最佳出路。
融入城市不容易
一亿农民到城里打工、衍生出许多社会问题，“本地人”与“外地人”形成截然不同的两个群体，呈现“新二元结构”。如何帮助农民融入城市社会，加快打破城乡差别，是政府的责任，亦是全社会的共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今年加快起草《劳动监察条例》和《工资支付条例》，目标是保护农民的基本权益，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给予农民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然而，要达到此目标并不容易，目前，主要障碍如下：
一、农民大军数量庞大，知识水平低，缺乏技术，要花很大投资才能将他们培训成为合格的现代产业工人。据官方统计，目前全国产品市场抽查的平均合格率只有70%，不良产品每年造成2000亿的损失。许多厂商把质量差及安全事故频生，归咎使用太多农民工。全国评选101名工人“技术能手”，其中竟找不到一位农民工。
二、流动性大，自立门户，难与当地相结合。大多数农民工都是抱着“吃几年青春饭”的心理，三两年换一个打工地方，甚至一至半个月就转工，赚了钱就走，跟当地人是“两张皮”关系。海南人在深圳开“的士”者有二万多人，但他们大都住在郊区的石厦村，很少与当地人交往。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出现各式各样民工聚居的城中村，他们各自为政，甚至组织自己的同乡会，自己管理自己，不受当地管辖，因而矛盾频生。
三、外商反对给农民工福利保障。福建有些地方，想在外来务工者之中实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甚至，动员他们参加工会及其他社会福利组织，但是，外商强烈反对。结果有关部门以“影响地方投资环境”为由而不敢推行。
四、拖欠工资严重，有关部门互相推诱扯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郑斯林说，需要用3年的时间，才能基本上解决建筑业拖欠农民工薪水问题。拖欠工资者，有不少是地方政府机关部门，因此，很难解决。
五、农民的生活习惯、卫生问题等，与当地格格不入。行乞、犯罪、卖淫更使当地人齿冷，因而强烈排斥农民进城。
中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首先要使几亿农民融入城市社会，以及基本解决三农问题，然而，此路途依然十分遥远。
人们很难接受与已学知识和经验相左的信息或观念，因为一个人所学的知识和观念都是经过反复筛选的。维衡众网关于82名农民工工资介绍就到这里，希望能帮你解决当下的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