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有什么日新月异的变化？ (一)
最佳答案1、新中国经济实力大幅跃升。
经过70年的奋斗，我国经济总量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600多亿元到2018年突破90万亿元大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新中国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
我国实现了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跨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建设全面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重大成就。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更加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大力弘扬，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提升。中国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大幅度提高，精神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创造力和活力竞相迸发，“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生动景象成为新时代的社会标识。
3、新中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分量越来越重，影响力越来越大。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0多个增加到现在的178个。中国坚持正确的对外方针和政策，广泛开展双边和多边外交，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无论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还是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无论是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还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彰显了中国外交的大国特色、大国风格、大国气度，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扩展资料
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从此，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真正成为了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为国家的主人。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新中国“新”的含义意思是现在的社会制度相对于之前的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前进趋势、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前途。
1、创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革命新道路的开辟,无论在中国革命史上,还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土地革命，是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的土地革命,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这条路线,调动了一切反封建的因素,保证了土地革命的胜利。
3、土地革命使广大贫雇家政治上翻了射,经济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保证。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他们积极参军参战,努力发展生产。
2022两会中有哪些提案让你觉得最接地气？ (二)
最佳答案每年的这个时候的两会都是非常让人关注的，因为两会的提案很多都是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我认为最接地气的天有春节假期延长、加重对买卖妇女儿童犯罪分子的量刑标准、免费医疗，最后一个就是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富人多交税。
第一个就是休假的问题。
春节假期不够休这肯定是很多人的痛点！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总是感觉所有的假期都是不够休的，都应该延长才对！
但是这也就只能去想一想，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只能跟着国家的法定节假日去休息，所以现在有人大代表提出延长春节假期，我肯定是第一个同意的，相信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在座的各位肯定也都是举双手同意的，因为这个提议太接地气了，太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了！而且假期延长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这样还能刺激经济增加，这肯定是一举多得。
第二个就是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的问题。
现在这种情况有不少，而且他们还很猖狂，孩子对于每个父母来说都是最重要的，都是心头肉，别说丢了，就是磕磕碰碰都会心疼，所以这个提案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直接说到了心坎里，这种情况必须要严重处理！
第三个是免费医疗。
现在很多人的都好都是有啥千万别有病，不是说有病难受，而是去看病难受，真的是花钱如流水，一个小病好几百，以前一瓶点滴几十块钱，现在要好几百，真的是治好的感冒发烧的病，结果又来个穷病！所以作为一个文明大国，作为一个实力强国，我也认为不能让一个人因为贫困看不起病，也不能让一个家庭因疾病而返贫，这是所有人的希望，更是一种大国的担当！
看过我不是药神之后就让我特别感动，因为看不起病的人实在太多了，什么时候这些人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疗，什么时候这些人的家庭能回归到正常家庭生活，我真的不希望因为一场疾病让家庭失去的奋斗的希望，所以这个提议真的太接地气了，也肯定是最受欢迎的提议了。
第四个是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
这个提案对很多收入中等的人来说肯定是非常好的，因为一般的阶层工资到手其实并不是很多，然后如果过了起征点，还需要交税，并不是不应该交税，而是这个钱对于很多家庭来说确实影响挺大的，所以适当提高起征点肯定会让更多家庭稍微富裕一些，对于富人来说，我只能从穷人的角度来说一下，确实应该多交一些，因为你们赚太多钱了！
两会的热点肯定还会持续，因为有太多关乎我们老百姓未来的内容，很多都可能决定我们未来的生活，希望两会代表们能提出更多接地气的提案，让老百姓的生活更加的富裕。
苏奎：个人数据保护是平台的“阿克琉斯之踵” (三)
最佳答案毫无疑问，互联网平台是信息时代的主角。超大规模、垄断、权力巨大是其主要特征，能影响无数人的生活、利益，甚至生计。平台具有多重属性，既是一个传统企业，同时也是一种经济形态。以平台为核心构成的平台经济甚至就是一个虚拟城邦国。正如扎克伯格的名言：“在很多方面，脸书（Facebook）更像是一个政府，而不是一个传统的公司。”
平台是平台经济的绝对主宰者，它能够恣意制定规则、解释规则并执行规则，而这些规则可以影响数以亿计的人。它们与国家法律法规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却不需要遵循国家立法、司法、执法所要求的正当性程序。自从国家产生以来，政府没有面对过类似的管治对手，可以说是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信息时代，如何治理平台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反垄断、消费者保护、公平竞争等传统工具是世界范围内进行平台治理的几条主要路径。然而，反垄断、消费者保护、公平竞争这些治理工具都是传统经济时代发展而来的，面对着信息时代的巨头，它们可以说常常是捉襟见肘、力有不逮，成效多有不彰。
个人数据保护是信息时代发展出的新工具，尽管其初衷是保护个人信息，但无数人的个人信息积水成渊就成了大数据，有了大数据，算法才能从一具奄奄的躯壳化身为一头桀骜的巨兽。也就是说，算法的命门在个人信息保护。
近期欧美正在发生的平台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些案例发人深思，让人兴奋，个人数据保护赋予个人更大的权力从而平衡平台在平台经济中的权力结构，可能也是平台治理的一条新路径。
劳务平台
互联网平台并不具有广泛的同一性，不同类型之间差异巨大，既有以信息服务为核心的社交平台、搜索平台，也有生产海量信息的电商平台。以网约车、外卖等为代表的劳务平台可算是后者。平台是虚拟的市场，通过平台出售劳务。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劳务平台上聚集了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分布在全球城市的劳动人民。相比其他平台，它们不只是在为人服务，还掌握着无数人的信息。因此，这些平台与人的关系更为密切，对 社会 治理带来的挑战更大，影响也更为深远。
这些平台上的人依靠平台提供的信息而生存，为平台生成海量的信息资源，又被这些信息所管理控制。相比其他电商平台，这类平台上的人（劳动力）的几乎没有自主权，传统的劳动保护也与其无缘，因为他们被平台认为是 微型企业家 。平台依靠信息对如此庞大的劳动力队伍进行精准管理，这超过了人类 历史 上任何组织的极限，可以说是人类 历史 的奇迹，而创造这样的奇迹的核心则是隐藏在平台背后的算法。
网约车平台几乎是迄今为止对 社会 治理带来最多问题、争议最大的互联网平台。创建于2008年的优步开创了网约车行业，其月度活跃的消费者数量约1亿人，全球日均订单数近2000万（包括外卖），平台上的驾驶员人数超过400万，平均每月有5万名新驾驶员加入平台。其强硬对抗全球监管机构的做派曾经为其带来无数的麻烦，蔑视规则和法律的企业文化也使得企业本身遭遇了内伤。2017年，创始人卡拉尼克甚至被赶出了公司。除了广为人知的与各地监管机构的斗法外，优步与平台内驾驶员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日益尖锐，与消费者之间的龃龉也不时传出。
泄露个人信息后果很严重
1月20日，特朗普在离开白宫前公布了多达73人的赦免长名单，前军师史蒂夫·班农毫无悬念出现在名单上，但也有一些名字是出人意料的。前优步负责自动驾驶业务的高管——安东尼·莱万多斯基（Anthony Levandowski）相当幸运地逃脱了原本在2月7日就要开始的牢狱之灾，据传特朗普在硅谷中为数不多的支持者——彼得·蒂尔（Peter Thiel）是其幕后的操盘手。
相比之下，优步的另一位前高管——首席安全官乔·沙利文（Joe Sullivan）恐怕只能哀叹命运之不公了。不过这确实是咎由自取，简直就是“不作不死”。2020年8月21日，沙利文遭联邦司法部以阻碍司法和作伪证两项罪名起诉，刑期可能高达8年。而这一切均始于2016年那次对约5700万驾驶员和乘客个人信息泄露后的掩盖。
沙利文并非新手，他曾是互联网巨头脸书的首席安全官，对信息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有丰富的经验。然而，在获悉优步发生黑客入侵导致平台个人信息泄露后，他并没有依法立即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而是在与时任CEO卡拉尼克（Travis Kalanick）商议后通过向黑客支付10万美元的封口费，买通黑客将其定性为平台主动邀请黑客发现安全漏洞。而封口费也就变成了安全奖励。
发生如此大规模的个人（包括平台的驾驶员和乘客）信息泄露，自然不会被欧美的相关监管机构放过。按照欧盟的规定，数据泄露后应在72小时内向监管机构报告。据此，其欧洲总部所在的荷兰数据保护局2018年对其处以60万欧元的罚款。宣布脱欧的英国（ICO）也对其施以38.5万英镑的罚款。
相比欧洲同行，美国本土的监管机构对其下手更重，加州检察总长与旧金山检察长联合了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特区的相关部门对其发起诉讼。2018年9月，优步主动以高达1.48亿美元的巨额赔偿金和解。看来，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国内一直以来有关美国立法和监管更为宽松的观点恐怕并非事实。
监管深入企业的黑箱
FTC是在公平竞争和消费者保护方面的执法机构，在知悉此事后，迅速宣布2017年8月已经达成的和解协议无效，需要重新商定有关和解条款。
2018年10月 ，FTC再次宣布达成新的和解协议。作为信奉自由市场的特朗普政府，治下的FTC确实对优步手下留情，并没有如州政府予以重罚，甚至根本就没有罚款，但对优步的内部信息安全管理提出了事无巨细的要求。相比以企业外在结果为主要对象的结果保护策略，FTC的协议则是以企业内部管理为主要对象的过程保护策略。也就是说，它更多地是以事前预防的思路对企业内部可能存在的个人信息保护漏洞进行全方位的监管， 将企业内部的信息安全管理纳入公共管理。这可以说是一种新的个人信息保护模式。
事实上，我国正在开展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包括已经完成的网络安全法，以及2020年征求意见的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同样也采用了这种思路。不过，相比FTC的和解协议，中国的平台企业享有更多的自由。FTC的和解协议建立了相对较为完备的企业信息安全制度，主要内容包括：
优步需要立即建立综合性的个人信息（隐私）保护计划，所有计划、方案、培训均需要有书面记录。设置专门的人员负责个人信息（隐私）保护计划。
开展个人信息（隐私）风险排查、评估，确定风险点，制定整改计划。制定个人信息（隐私）风险动态监控和评估方案。
建立第三方信息（隐私）审计、评估制度，第三方审计人员需有执业资质并具有3年的从业经历，相关审计人员还需经过FTC消费者保护部门批准。完成评估后10天内，需将评估报告送FTC备查。在协议执行开始后半年内应完成第一次第三方审计，以后每两年应至少开展一次。
建立信息安全事故统计与报告制度。
建立文件签收与学习制度。公司所有相关人员必须学习FTC的和解协议文件，并要签名确认，有关学习记录需要书面记载。
文件签发一年后，优步需向FTC递交合规报告，报告应该宣誓内容真实可靠，否则将承担伪证罪。企业任何组织机构和实体发生变化需在14天内通知FTC，以便于监管部门检查、监督。
及时响应监管部门，收到FTC有关信息（隐私）安全的问询后，优步需在10天内回复或响应，有关合规报告或材料需要宣誓非伪证，并准备好详细记录备查。
建立信息安全档案记录，包括相关员工的档案记录（包括离职原因）、平台用户投诉记录、所有可证明公司落实文件的材料、公司对外宣传及承诺有关个人信息（隐私）保护措施、信息安全评估、审计与整改报告、安全漏洞奖发放记录、执法部门传票、调查与说明材料等。
福布斯网上关于该案件的报道截图
加州检察总长联合各州与优步达成的和解协议在巨额赔偿之外其实也提出了类似的一系列企业信息安全合规要求，包括企业需要设置首席安全官，以及云存储密码、认证强化制度、建立信息安全员工培训与违规处罚制度、第三方信息审计人员资格制度（需要5年的从业经历）、个人信息安全情况作为董事会的固定议题制度、事故确认与报告中的律师参与制度、公司内部违规举报制度等。
孔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美国联邦和州相关监管机构利用优步违法的契机，构建了一套非常严格的企业内部个人信息保护机制，特别强调内部部门监督、外部审计、员工培训等，将此前以负面清单方式的事后监管模式推进到以作为的义务为主的事前事中监管模式，也就是从惩戒为主模式转换到以预防为主的模式。
平台企业不再是一个黑箱。通过一个设计精密的内部监督机制，平台的保护更为透明，个人信息保护的目标有更加可靠的保障。其意义在于，只有在个人信息保护有了更为可靠的保障，个人信息保护以外的平台经济治理功能才有了其他可能。
算法统治平台
4名驾驶员做出这样的动作也是事出有因。按照优步的说法，4名驾驶员均是因为欺骗性行为或者违规操纵（不当使用）驾驶员手机应用程序。直白地说，就是驾驶员或因为挑单以等价格上涨后的好单（game the surge），或是因为私自安装其他应用程序改变手机状态欺骗优步的驾驶员应用程序（如改变位置），被平台算法判定为严重违规而被除名（在优步平台上没有开除的概念，永久冻结账号则是一个等同的说法），而做出这些决策的都是平台的算法。换句话说，4名驾驶员都是被算法监控到有违规行为并被算法除名（开除）的。
不过，驾驶员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是自己只是行使了自由选择工作时间的权利，而这也是优步平台一向对外宣称驾驶员所具有的权利，并且也正是具有这样的自由，驾驶员才不被平台认为是平台的雇员，而是自由职业者，甚至是所谓的“微型企业家”。平台与驾驶是合作伙伴。4名驾驶员否认存在欺诈或不当行为，且优步没有提供申述机会，使得他们的命运被算法所掌控。因此，他们向优步欧洲总部所在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地方法院提起了诉讼。
驾驶员起诉优步最主要的法律依据就是2018年5月开始施行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法。按照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法第15条，数据主体有权访问个人数据并获知数据处理的目的、数据类型以及有权要求纠正不准确的数据。第22条则涉及自动化决策和用户画像，“数据主体有权反对此类决策：完全依靠自动化处理——包括用户画像——对数据主体做出具有法律影响或类似严重影响的决策”。
按照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法的定义，“用户画像”指的是为了评估自然人的某些条件而对个人数据进行的任何自动化处理，特别是为了评估自然人的工作表现、经济状况、 健康 、个人偏好、兴趣、可靠性、行为方式、位置或行踪而进行的处理。显然，所谓的自动化决策（用户画像）就是平台算法。这本质上是一条算法监管条款。不过22条也特意列出了例外情形，包括 (a)当决策对于数据主体与数据控制者的合同签订或合同履行是必要的；……(c)当决策建立在数据主体的明确同意基础之上。
显然，这次诉讼的争议聚焦在对22条的理解，如完全自动化决策的认定标准是什么？何种人为的干预程度可以达到排除完全自动化决策的标准？考虑到平台每天数千万甚至上亿的有关驾驶员的决策需求规模（包括派单、定价、评价等环节），自动化决策是否可以被看作平台履行与驾驶员合同的必要措施？
平台权力结构平衡
驾驶员们希望通过一个第三方非盈利机构（工人信息交换中心WIE Ltd.）实现个人数据携带，也就是优步将驾驶员在工作中产生的个人数据直接转移给WIE这家第三方数据交换中介，第三方数据机构成为个人的数据信托（data trust）机构，可以帮助驾驶员分析其个人行为以及监督平台的算法逻辑是否与其对外宣称的处理逻辑一致且公平合理、评估平台对服务价格是否正确计算、驾驶员真实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以及分析不同驾驶员评分差异的原因。
通过掌握并有能力处理这些关键数据，驾驶员可以减少或者消除平台的信息优势，驾驶员就有可能与平台进行更平等的集体谈判，成为更为平等的对手。
根据法律规定，优步有责任在30天内向数据主体（驾驶员）提供相关数据，但优步并没有提供驾驶员所要求的全部数据，或者说驾驶员要求的关键内容都遭到了事实上的拒绝。尽管订单数据（如上下车时间、乘客支付费用）包括在提供的数据清单内，但驾驶员上线、下线时间、完整的GPS位置信息记录都没有提供。这些内容事关驾驶员工作时间的确定（英国上诉法院已经判决驾驶员的工作时间是从上线开始计算，而不是从接单开始计算），而平台却不希望驾驶员掌握这些可能对自己不利的数据。
但优步也有自己的解释：没提供的数据或是因为没有，或是因为如果向驾驶员提供将损害其他人的隐私权。
如果说上面这些数据驾驶员可以自己记录，管理驾驶员的算法是如何运行的则只有平台才有可能知道。驾驶员最希望知道的其实是平台算法的秘密：它究竟是如何通过驾驶员的行为和乘客评价数据对驾驶员进行画像，以及驾驶员画像是如何影响驾驶员的利益的？比如，驾驶员的评分与派单机制的关系是怎样的？驾驶员的评分如何触发平台除名机制（驾驶员认为是解雇）？
驾驶员在诉状中特别提出优步没有回应他们所要求的驾驶员标签数据。这确实是整个争执的核心。优步不会认为这些是驾驶员需要知道的个人数据信息，甚至是不是个人信息都有巨大的分歧。而且，这些内容几乎可以肯定将被用于英国最高法院正在审理的驾驶员与平台的劳动关系案件，因此也是优步不能输的案子。
而原告驾驶员法勒（Farrar）也暗示了这些内容的用途：“我们要看一眼这个奥威尔式（意指严格统治而失去人性的 社会 ）的工作世界。在这里工人们被机器所统治，没有任何权力。”
事实上，驾驶员有关了解算法秘密的诉求也是有法律依据的。根据欧盟通用个人数据保护法第15条，数据主体应当有权从控制者那里得到有效信息。比如存在自动化决策的就包括数据分析，对于相关逻辑就包括此类处理对于数据主体的预期后果。
尽管优步否认对驾驶员的除名处理是由算法完成的（优步发言人声称在算法检测到驾驶员存在违规行为后，是由管理人员做出除名决定），但难以解释的是，公司网站上有介绍算法MasterMind的材料，其中明确写道：MasterMind负责监督管理驾驶员的欺骗行为。在驾驶员应用程序的隐私政策更是白纸黑字写道，优步会使用自动化决策对于涉嫌违规行为的驾驶员予以除名。
平台算法决定了驾驶员的工作机会、工作量和收入，甚至永远失去平台工作机会。它对于驾驶员的重要性恐怕没有多少分歧。数据自动化处理的逻辑，也就是算法的秘密，是平台的商业机密。究竟要提供到何种程度才算达到15条要求的数据访问权标准，在保护个人数据与企业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上如何达成平衡，非常考验法官的智慧。
可以说，这是欧盟通用个人数据保护法实施以来最为重要的案件，其意义远远超过了这个案子涉及的4名驾驶员本身（事实上，这些驾驶员正在组织更多的网约车驾驶员和外卖骑手加入），其裁判标准可以说相当于是又一次欧盟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几乎可以肯定，这个案子最终会提交到欧盟最高法院审判。
平台经济的金丝雀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这是一场事关未来的战场”，驾驶员法勒说道。优步平台上的零工就是 历史 上地下矿山里的金丝雀，这是一场不能输的战斗。
数据就是权力，平台经济进一步放大了企业作为雇主所拥有的传统信息优势。通过第三方数据信托实现数据携带权，通过数据对驾驶员赋权赋能，还有谁能比网约车驾驶员、外卖骑手更有动力监督平台呢？可以说，这就是一种全新的平台监管思路，以信息权对治大数据。
关于城镇化？ (四)
最佳答案要解决城镇化问题，要解决农民问题，必须解决土地财富的分配公平问题。农民分享土地红利有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彻底的市场化途径，让农民拥有土地的资产收益，不再按照可笑的农作物产值作为补偿依据；第二种途径是折中之举，让农民以农民入股，成为企业或者开发区的股东，按年享受红利、风险共担，农民一跃成为资本时代的股东，对企业行监督与管理权，以捍卫自身的利益。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 反映城镇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为城镇化率，即一个地区常住于城镇的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城镇化是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当前，世界城镇化水平已超过50％，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城镇化：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它主要表现为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农村人口居住地点向城镇的迁移和农村劳动力从事职业向城镇二、三产业的转移。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各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
这一历史过程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第二，城镇化是第二、三产业向城镇聚集发展的过程；第三，城镇化是地域性质和景观转化的过程；第四，城镇化包括城市文明、城市意识在内的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和传播过程。概括起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人的地理位置的转移和职业的改变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演变；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城镇人口和城市数量的增加、城镇规模的扩大以及城镇经济社会、现代化和集约化程度的提高。
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就业结构、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化过程和城乡空间社区结构的变迁过程。城镇化的本质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的转换；二是非农产业向城镇聚集；三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转移。
从农村城镇化的角度而言，城镇化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时间特征，表现为过程和阶段的统一，以渐进为主；二是空间特征，表现为城镇结合，以镇为主；三是就业特征，表现为亦工亦农，非农为主；四是生活方式特征，表现为亦土亦“洋”，以“洋”为主，亦新亦旧，以新为主。从世界城镇化发展类型看可分为发达型城镇化与发展型城镇化，其特点是不一样的。包括重庆在内的中国西部均属发展型城镇化。发展型城镇化有5个特点：一是城镇化原始积累主要来自于农业；二是城镇化偏重于发展第二产业，而非发展第三产业；三是城镇化具有明显的二元结构；四是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主要是推力而非拉力；五是城镇化中城市贫民占有很大比重。
积极影响
从国际的普遍经验来看，城镇化是与人的发展水平密切联系的。世界171个国家(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与城镇化率之间直接展现出正向关系。在78个高人类发展的国家和地区中(人类发展指数不低于0.8，有72个国家(地区)的城市化率达到50%，只有不到10%的高人类发展国家(地区)的城市化率低于50%。另外，在城市化率超过60%的77个国家(地区)中，只有两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水平低于0.7(中等偏下人类发展水平)。
城镇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人口在城市中聚集会产生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使私人和公共投资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得以大幅度降低，产生更大的市场和更高的利润。随着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城市的集中，市场需求将会迅速增长和多元化，这会促进专业化分工，从而进一步提高经济的效率(世界银行，2009)。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许多新型业态，特别是研究开发、现代服务业，如金融和保险业、信息和计算机服务业等，必须依托城市发展才能得到扩张。不仅如此，城市产业的繁荣和高回报吸引了更多的资本、技术和知识的流人，这些要素的整合将会进一步诱发新的技术创新和流动，并促进新兴产业的形成(OECD，2010 )。因此，城市是现代经济中最具有活力的区域。
城镇化有助于普及基本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从而促进人民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的提高。人口在城市的集中，大大降低了公共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供给的平均成本。与农村相比，城市在公共服务质量上的优势也是明显的，这种优势不仅是因为城市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还因为城市集中了优秀的相关人力资源。
城镇化有助于促进政府治理的改善。当农民离开农村聚集在城市之后，会从多方面影响政府治理。城镇化使政府与民众的距离空前的拉近了，政府及其官员的一举一动变得更容易观察和监督。人口的集聚推动了社会生活中的组织化和分工，民意表达变得更加专业化和专职化，公众意见的传播成本大大降低，更易于采取集体行动。在发展中国家，虽然农村人口众多，但是由于人口聚集程度低、居住分散，采取集体行动的交易成本比较高。因此，在争取政策影响力的过程中，农民这个数量更大的群体反而缺乏与城市居民对等的影响力。
从长期看，城镇化还有助于促进公平的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就都市商业对农村改良的贡献作过精辟的阐述。他认为，工商业都市的增加与富裕，为农村的产品提供巨大而便利的市场，促进农村土地的开发，并使农村突破传统关系的制约，变得更有秩序、有好的政府和有个人的安全和自由(《国富论》第3篇，第4章)。
从过去200多年国际城镇化的发展进程来看，城镇化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在机会，包括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动公共服务的普及以及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推动社会治理的完善，缩小城乡和地区发展的差距，等等。但是这种潜在机会能否转化为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公共政策的导向，以及一个国家的土地政策、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供给及公平分配等。
城镇化有力地吸引了生产要素向城镇聚集，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成为解决就业、实现市场扩展、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举措；城镇承接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带动农民增收的同时，还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人地紧张的突出矛盾；城镇化有利于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差别。
城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转变的必由之路。
中国国情
60年城镇化发展，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之路 在一个农业分量很重、正在加速工业化的大国，如何发展城镇化，是一个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全新事业。60年间，我们根据自己的国情，走出了一条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
从“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到“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我们在不断摸索，直至党的十六大提出“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不能只搞集中型的大城市化，也不能只实行分散型的小城镇化，只能选择集中型与分散型相结合、据点式与网络式相结合、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化城镇化，这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 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指出：“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镇化率从解放初期的10．64%增至45．68%。 60年前，从工业化起步带动城镇化，而现在，城镇化在与工业、农村发展的互动中实现着更高水平的跨越。
经济繁荣
60年城镇化发展，铺就了一条通向经济繁荣之路。2007年中国地级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GDP占全国的比重为63%。 如今，以特大城市为依托、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已经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与此同时，快速发展的小城镇在吸纳广大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和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发挥着独特的功能。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对109个镇的调研，小城镇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从1985年的62%下降为2005年的38%，二三产业分别从26%和12%增加到38%和24%，有58%的农村劳动力在镇域范围内实现了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转移。
美好生活
60年城镇化发展，让人民群众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凸显了城镇化的核心——人的发展。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收音机大喇叭……”曾经是城镇化生活的代名词，而现在的现实已远远超过这个曾有的梦想。一些数据可以更全面地反映城镇化带来的生活变化。 交通更便捷。城市道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万1千公里发展到25万公里，43亿平方米的道路面积较新中国成立时增长了58倍。越来越多的自行车“骑手”变成了私家车“车手”，公交、地铁、城铁、出租车极大地方便了城市居民日常出行，缩小了生活半径。 住房变宽敞。解放前城镇居民每间瓦房或土房住3至5人的家庭占总户数70%。解放后逐年有所改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镇居民住房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从面积小、条件差、无产权逐步走向住房设施齐全、拥有产权。目前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由1949年的4．5平方米上升到人均建筑面积28平方米。 随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加大，教育、医疗、文化等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也得到长足发展。新中国成立60年来，从沿海到内陆，各级各类学校、医院、文化场馆如雨后春笋，不断满足着城镇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更加追求居住环境的优化。60年来，城市不再是钢筋水泥的简单堆积，而是天蓝水碧、空气清新、环境整洁。 统计显示，中国城市园林绿地总面积从1959年底的12．8212万公顷增至2008年底的174．7493万公顷。城市污水处理厂和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都经历了从无到有、快速发展的历程。如今，越来越多的城市致力于打造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全面协调发展的宜居城市。 综观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城镇化发展历程，再次印证一条颠扑不破的道理：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来谋划发展方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小到一座城市的发展大到整个经济社会的进步，才会有不竭的动力和源泉。
四个坚持
45．68%的城镇化率，表明中国已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然而，我们的国情却是耕地、淡水、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劳动力素质偏低，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因此，转变城镇发展方式，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集约紧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是我国在众多约束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就要坚持因地制宜的方针，合理确定发展目标。我国区域差异大，不同地区城镇化条件、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不同。要根据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区位特点、资源禀赋和环境基础，合理确定各地城镇化发展的目标，因地制宜地制定城镇化战略及相关政策措施，促进城镇化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区域的人口资源环境条件相协调。 东部地区要重点提升中心城市服务功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生态环保工程建设，着重提高城镇化质量；中部地区要完善中心城市功能，提高综合承载能力，大力提高县城、中心城镇的综合服务水平，促进人口有序转移和聚集，重点建设粮食、能源新型材料、装备制造业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西部地区要围绕大中城市，进一步增强人口聚集能力，扶持为旅游、内陆边贸服务的特色小城镇发展，加大对边远山区、革命老区和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城镇发展的扶持力度；东北地区要加强区域性交通设施、能源电力、节水节能工程建设，加快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注重资源枯竭型城市、老工业基地城市、森林工业城市和国有农场地区城镇的建设，促进城镇发展转型。
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就要坚持城乡统筹，使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管理的体制和机制已不适应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要求。这就需要我们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的高度，统筹城镇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
进一步完善城镇功能，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引导农民向中心村集中，加强对闲置的乡村建设用地的整理，促进城乡建设用地总体集约节约。结合“村村通”工程的实施，加强乡村公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和文化设施建设，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地区延伸。改善农村居住和生活条件，使广大乡村居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就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加强对城乡空间的规划管理。要把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放在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突出节地、节能、节水、节材。将基本农田、重要自然人文资源和生态保护区、环境脆弱区作为禁止和限制开发的地区，严格控制这些地区的建设活动。同时，还要划定城镇增长边界，提高城镇建设用地使用效率，促进城镇紧凑布局，集约发展。
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就要坚持以人为本，提高城镇水平。要加强住房建设，特别是保障性住房和廉租住房建设，提升居住品质，使“居者有其屋”。完善城市服务功能，加快对“城中村”、城乡接合部的改造，降低中心城区过高的人口密度，增加公共绿地。积极发展大运量的城市轨道交通，改善路网布局，完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
存在困难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必经过程，也是我国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目前，我国城镇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但是这其中困难重重、情势严峻。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耕地相对不足，劳动力素质偏低，在实现城镇发展方式的转变中，遇到很大程度上的制约。为此，我们必须找出一条适合我国城镇化的道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是我国在众多约束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城乡和谐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
随着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国经济仍将持续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我国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南和巨大的发展动力。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和城镇发展，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是我国城镇化和城镇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建设部专家日前也指出，我国首先应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的高度，统筹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按照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坚持因地制宜，加强对不同地区城镇化的分类指导，促进城镇化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区域的人口资源环境条件相协调；继续发挥市场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各级政府对城乡空间的规划管理，要把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放在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突出节地、节能、节水、节材，促进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材料摘自《应用写作》杂志）
半月谈记者在苏皖川等地采访发现，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不少地方都把推进城乡土地统筹作为突破口，通过大规模开展土地整理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以解决小城镇建设“缺钱”、城市发展“缺地”的矛盾。然而在实践中，一些地方的城镇化“变味”成了大拆大建和圈占土地运动，出现了违背农民意愿侵害农民利益的情况，农民作为产权主体、交易主体和分配主体的地位缺失。
城镇化出现“变味”苗头 农民利益受损大
目前一些地方的城镇化热潮出现了两种值得关注的情况。一是许多地方干部对城镇化的理解出现偏差，认为城镇化就是大征地、大拆迁、造新城。
一名地方国土部门的干部告诉记者，由于国家对人均建设用地有指标控制，一些地方为突破指标，大做规划文章。特别是小城镇规划贪大求全，不切实际地提出十年二十年内人口要达到数十万甚至上百万，面积达到几十平方公里。他认为，正是这种贪大求全的盲目规划引发了一些地方大拆大建和圈地运动。
二是一些地方的城镇化取向出现“变味”苗头。有的地方搞城镇化的出发点首先是为了解决城市扩张和用地不足，却忽略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其他公共服务的保障。这种以土地为突破口和取向的城镇化，无疑极易造成对农民利益的侵害。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主体地位被忽略、“被自愿”的现象时有发生。
其次是土地流转和拆迁补偿偏低，公共服务没有衔接到位。记者在苏皖川等地采访时发现，各地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的征地和拆迁补偿标准不一，但总体标准过低。以“统筹城乡”为旗号的城镇化最终成了“统筹土地”，忽略了社保、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等保障措施的配套。
再次是农民处在分配链末端，利益“被弱化”现象突出。节约出来的土地增值收益完全由政府所得。
记者在成都市采访时也了解到，在近6年的统筹城乡实践中，成都不断提高农民和农村在共享发展成果中的分配比例，但这一比例提高的主导者还是地方政府，在“分配比例、方式、时机”等关键问题上，农民仍然处于弱势地位，没有平等谈判的能力。
“三大主权”被虚化农民权益难保障
农民的产权、参与权和收益分配权这“三权”严重缺失。产权不明晰是制约农民权益维护的重要原因。由于农民对土地的产权不明晰，导致农民的资产得不到有效保护，一些地方政府的强行征地拆迁也显得“堂而皇之”。据了解，目前各地在城镇化过程中违规违法占地主要有三种，以租代征、违规扩大或者设立各种工业园区以及未批先用先占。无论哪一种，背后都有地方政府的影子。强迫农民交出耕地、同意拆房，并收回农民的承包经营权证； 参与权不足是导致农民利益无法争取的直接原因。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被征收土地的农民应当享有预征知情权、批复结果知情权和土地补偿知情权；收益分配主权缺失也是导致农民利益受损的原因之一。工业化过程中农民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农产品收益，二是劳动力所得，三是通过城乡土地统筹，让农民分享增值收益。然而，记者采访了解到，在这一轮城镇化热潮中，一些地方由于尚未建立合理完善的城乡土地收益分配机制，农民主动参与城乡一体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
警惕“统筹城乡”演变为“以城吃乡”
采访中，一些专家指出，有的地方政府以低价流转农民的土地，或者通过行政推动用农民节约出来的土地指标到城市置换获取级差收益，却只拿出一小部分解决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障，而其他的教育、医疗、就业等仍然还是“二元结构”下的水平，这种“统筹城乡”的城镇化实际上已经演变为“以城吃乡”，是对农民利益的新一轮剥夺。
不少村民表示，他们希望城镇化，但不是违背农民意愿的大拆大建，不是强迫掠夺式的低价流转，更重要的是在让农民拥有的土地、房屋等资产实现与城市对接的同时，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保等公共服务和福利上跟城市接轨，实现城乡真正的一体化。
大浦实验区村民朱敏告诉记者，搞集中居住、村庄整治改善了农民居住环境，实现了城乡居住环境的同等化，这是农民欢迎的。但城乡统筹不光是让农民住上楼房，如果就业不解决，保障不完善，教育医疗不配套，农民还得挤进城市去打工谋生，仍然要拼命把子女送到城里读书，小城镇的房子修得再漂亮也只是个空壳，建得再美丽也没有生气。
农村税费改革的推动者、“三农”问题专家何开荫指出，以土地为突破口推进统筹城乡，在地方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在地方政府吸引投资和致富百姓的天平上，农民仍然处于弱势地位，能否获得利益最大化，也很少被考虑。政府和企业在获得统筹土地的级差收益和发展收益后，能否补上在公共服务和相关福利上的欠账，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此，有必要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城镇化的规范操作，确保农民利益不被侵害。
截至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46.6%，城镇人口达6.2亿，城镇化规模居全球第一。目前，中国的城镇化呈现出典型的不完全城镇化特征，城镇化率在统计上有些高估。但蓝皮书的作者同时指出，中国城镇化与质量严重不协调。“中国的城镇化是缺乏质量、不协调、不和谐的城镇化”。
这种不和谐主要体现在：大城市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大城市过度膨胀，小城市和小城镇发育不足；“城中村”、“垃圾围城”等问题大量存在，城市品质较低等。
一是必须加强领导，狠抓落实。要把保护坝区农田、建设山地城镇工作摆上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党政一把手挂帅，切实加强领导，健全领导机制、决策机制和工作机制，大胆实践、有序推进，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努力探索符合各州市县自身实际的农田保护和城镇化路子。领导机构和各级各部门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各司其职、协调配合，把推进农田保护和山地城镇建设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是必须完善政策，建立激励约束机制。要建立健全与保护坝区农田、建设山地城镇相适应的规划引导调控、激励约束、耕地补偿、农民土地权益保障、土地资源储备和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机制。积极探索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路子，通过有限的财政资金引导，广开城镇建设资金筹措渠道，为保护坝区农田、建设山地城镇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
三是必须求真务实，始终维护群众利益。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既积极主动、又量力而行，既要有大思路、大举措，又要科学规划、扎实组织实施，防止急于求成、一哄而上，防止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在引导农民进城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农民自愿为前提，不得强迫农民，最大限度地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四是必须深入宣传，家喻户晓。保护坝区良田、建设山地城镇的决策，涉及云岭大地的每家每户、每片土地。为了使正确的决策得到应有的正效应，对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我们必须进行最充分最广泛最深入地宣传动员，让所有干部群众共知情，让所有干部理解和支持。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决策，必将会圆满实现。
劳动节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五)
最佳答案（一）
1817年空想社会主义三杰之一罗伯特·欧文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制”的设想——劳动者们每天“八小时劳动，八小时休闲，八个小时休息”的设想，一时间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为之奋斗的愿景。1886年4月，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二十余万芝加哥工人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工人们的怒火引发了反动阶级普遍的恐慌，当地商界首脑要求增加警察和军队的数量，当地的商业俱乐部甚至捐钱募款为警察购买枪支弹药。这就是全世界资本家们的一贯嘴脸：我宁可花钱买枪去镇压你，也不用来给你多发工资——正所谓“宁与友邦，不与家奴”，这是原则问题。
5月1日，罢工运动进入了高潮，从大工厂到零工工人甚至修鞋匠纷纷响应。反动势力勾结军警向罢工工人开火，双方死伤上百人，这就是著名的“干草市场惨案”。随后，芝加哥法庭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开庭审判工人领袖，其中4人被判决绞刑。芝加哥工人的抗争鼓舞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随后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罢工运动在全球范围内此起彼伏。1889年，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召开会议，决定把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革命先辈李大钊在对长辛店工人的演讲中，也激情澎湃地介绍了五一劳动节的由来与八小时工作制：
我们没有时间思考了
我们要闻闻花香
我们要晒晒太阳
我们要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李大钊先生的这番演讲在当今的劳动者看来，依然震撼人心。
但在当今，这一有着鲜明阶级色彩的节日被弱化，变成了消费主义的“黄金周”。同时资本家飞龙骑脸，公然践踏《劳动法》，996、大小周、无偿加班现象成为了全社会的“潜规则”，更有“人民富豪”公然宣扬“福报论”。历史兜兜转转一百年，八小时工作制依然是当代无产阶级所奋斗的目标。
（二）
就在去年五一劳动节的前一天，著名贪官之女、外逃歌手曲婉婷高调发布新歌《哑巴》：
曲婉婷母亲的案件就是《人民的名义》中大风厂事件的原型，她让数百个东北家庭支离破碎，许多下岗工人在绝望中自杀。这些民脂民膏成功转移到加拿大的曲婉婷名下，至今无法追回。曲婉婷在加拿大吃香的喝辣的，没事还消费一下她母亲的案件，并配合国外反华势力把腐败案件上升到政治议题的高度。
曲婉婷这个大孝女消费者她妈贪污的人血馒头，但是拒不退回赃款，这也导致她妈的案件迟迟未结，曲婉婷本人也可以一直消费。这件事典型到中纪委旗下的《中国纪检监察报》都专门发文：《境外不是资产转移天堂》。
我晚上看见这个消息特别生气，吐槽说把她妈杀了给广大无产阶级助助兴。今天早上冷静下来了一想不对劲，她比我们更巴不得她妈死呢，这样就光明正大的继承她妈的民脂民膏了。曲婉婷小丑跳梁为所欲为，也给这个“五一黄金周”增加了不少耐人寻味的色彩。
说到了曲婉婷和她那个贪污犯母亲，顺便说一说以她为原型改编的《人民的名义》中大风厂的故事。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大风厂工人代表的王文革，是以一个恐怖分子形象出现的，不但纵火烧伤了自己，更是一个绑架犯，还“恩将仇报”间接害死了大恩人陈岩石。看过电视剧的人甚至都有不少对祁同伟产生了好感，但是绝对没有一个人会对王文革有一丝的同情。
而在周梅森原著小说《人民的名义》中，王文革的形象则是180°大转弯——是一位坚定、威武、光荣、有勇有谋的工人战士，是大风厂工人的主心骨、代言人、决策者，一身上下颇有老派无产阶级的风采，是一位非常出彩的人物。我们来看原著小说中描写王文革的段落：
“王文革是护厂队队长。这家伙比一般人高半头，又黑又粗，浑身腱子肉，看上去像一座铁塔。郑西坡也是个高个子，可身材很瘦，与王文革站在一起，仿佛铁塔旁竖了一根电线杆子。王文革十分紧张地告诉郑西坡，今天上午常小虎的拆迁队将采取重大进攻行动！郑西坡打着哈欠，从沙发上起来说：别神经兮兮的，这段日子风平浪静的，拆迁队怎么会说进攻就进攻呢？王文革神秘地说：师傅，我在拆迁队有卧底。那位小兄弟天不亮就来了电话，说昨夜李书记下了死命令，常小虎连夜在山水集团开会落实，一大早就集合拆迁队部署行动了。咱可千万不能大意啊！”
可以看到，王文革的形象高大威武，又懂得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发展阶级兄弟提供信息，这样一位有勇有谋的工人战士，在小说里他被烧伤也是奋不顾身营救其他工人；而在电视剧里则变成了一个猥琐、偏执、暴戾、不择手段的危险人物，单说这个人物外形，怎么也与“浑身腱子肉”“铁塔”不沾边吧？
“站在瞭望楼上的值班工人最先发现敌情，他招呼王文革上来。无须望远镜，王文革借着月色就能看见黑压压一片大型机械，暗道：坏了，这真是拆迁总攻了！便炸雷般地吼，紧急集合，准备战斗！警报尖厉地响起，渲染出毛骨悚然的气氛。大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广播战争动员令。探照灯照亮了工人们惨白的脸庞，他们激动、紧张，仿佛一群疯子。郑西坡不在现场，王文革只好与几个骨干仓促商量：看来这一次不动用最后的霹雳手段，是挡不住他们的进攻了，我们下决心吧！”
这一段描述，颇有当年革命小说的风采，也基本确立了王文革是一个正面形象。当然，在小说里王文革也展现出了冲动、不理智的一面，甚至曾经动了绑架蔡成功儿子的念头——但是仅仅是走投无路下的气话，被郑西坡骂了一顿之后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
在小说的最后一章里，王文革依然是重要角色，大风厂职工的股权依然没有拿回来，他们依然走着艰难的维权之路。而维权的主心骨，就是王文革，他以工人护厂队队长的革命性，强行把“工贼”郑西坡拉上了他们共同维权之路——“郑西坡觉得，这世界有些荒诞。此前，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一个老党员，竟会以这种姿态出现在市人民政府门前。他不想靠近那座悬着国徽的大门，却身不由己。他的手臂被高大粗壮的徒弟王文革死死扣住，身后的兄弟姐妹步步紧逼，他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彻底抹黑、否定王文革，不仅仅是因为他这个名字，更是要否定大风厂工人斗争的合法性，把自下而上的工人抗争泼上了暴行、群氓、恐怖主义的脏水。但至少《人民的名义》原著放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电视剧与原作者在某些问题上截然相反的态度。
曲婉婷可以光明正大的发新歌，王文革一定要丑化成恐怖分子，这或许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代无产阶级的困境。
（三）
2006年3月《劳动合同法》一审稿对全社会公布，立刻引发巨大反响。在当时互联网并没有深入到千家万户，舆论的天平往往是向精英阶层、社会贤达和“人民富豪”一边倾斜的。华力集团董事长汪力成第一次看到《劳动合同法》时，他感到震惊：这么重要的一部法怎么没有征求浙江企业家的意见呢？深圳某科技集团总裁在接受《中国企业家》匿名采访时说：“劳动合同法是‘未富先娇’——名义上是在保护劳动者，实际上劳动者(利益)的源在哪里？是在企业身上。中小企业运营成本已经非常高了，新法让成本进一步加大。”
随后发力的是买办集团与跨国资本巨头。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4月23日在上海关于《劳动合同法草案》的研讨会上，上海跨国企业人力资源协会的代表徐婷婷在发言时威胁：“如果实施这样的法律，我们将撤资。”随后欧盟商会上书全国人大，认为《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会“对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紧跟着美国商会也公开表达：“会让中国的投资环境变得消极起来”。无论是人大还是专家们，都没有想到来自外资的阻力会这么大，这也是《劳动合同法》反复审议的根本原因。
最经典的还是公知教父、买办路线精神领袖柳传志的表态：“《劳动合同法》我们看了以后还是紧张的。我们还是太注意照顾现有企业里面员工的利益，而这种东西，实际上对于企业的发展是不利的。实际上这么做，还是会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引起问题。”
还有来自于所谓的“经济学家”们的摇旗呐喊。2007年12月，在《劳动合同法》即将实施的前夜，知名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学派在亚洲的代表性人物张五常连续发表四篇文章，尖锐批评《劳动合同法》。张五常的文章中指责：人为干预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合约，势必极大加重企业用工成本，导致企业倒闭或者裁员，最终损害劳动者的利益，甚至于“这部法律有机会把改革得大有看头的经济搞垮了”，是“大灾难”“中国伟大经济改革的致命伤”“要使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化于一旦”。因为张五常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重要身份（尤其是在私有化国企和工人大下岗方面立过大“功劳”），这些文章一时间引发社会剧烈反响。
对此，劳动合同法立法专家组组长常凯针锋相对地回应说：“张五常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经济学家，但很遗憾，他对劳动关系基本上没研究，而且对于中国的劳动关系基本上不了解。所以那么很任意的说话我确实感到很吃惊。”随后回应张五常：“你对企业有多少了解？你找过多少工人？你找过多少企业管理者？”全国总工会干部郭军也表示：“在《劳动法》实施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强资本的影子，我们看到了黑砖窑。黑砖窑这个血汗工厂我认为已经够残酷了……如果我们在整个经济发展、劳动关系的规范过程当中，只考虑资方利益，而漠视劳方的利益，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有可能真的要毁于一旦了。”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跨国资本和买办集团强烈反对《劳动合同法》，但是国际上还是有一些正义的声音的。比如美国国会偏左翼立场的25名议员就联名致信小布什总统，要求他干预美国跨国集团对于这部法律设置的阻力，但是共和党的小布什总统未予理睬。随后这25名议员又在国会提案，谴责美国公司阻碍保护中国劳工法律的立法进程。
最后在多方的博弈与较量之下，《劳动合同法草案》进行了11个方面的重大修改，其中8个方面是考虑了资方的意见。全国总工会对此的评价是：“不得不做出一些倒退性让步”；媒体人杨军对此评价说：“参加博弈的仅仅是几百名专家与一些被邀请咨询的异常活跃的企业家代表，劳动阶层本身并不在博弈过程当中。谁来代表劳动者的利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谢增毅教授指出：关于劳动派遣制度，是将来企业可能会钻的一大法律漏洞。
而在法律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资本家们频繁践踏《劳动合同法》，甚至公然宣扬违背法律精神的“996福报论”“用命换钱论”等立场。更有资本家的乏走狗们为之摇旗呐喊，而《劳动合同法》就成为了他们集中攻击的对象。保卫《劳动合同法》，保卫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我们才刚刚出发。
（四）
《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在满足“已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条件后，可以与用人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成为永久员工。然而在2008年1月1日法律生效之前，华为要求近万名工作八年的老员工主动辞职，他们辞职后可再与华为公司签订1—3年的劳动合同。就是为了规避《劳动合同法》这一条款。在彼时华为公司虽然没有如今的国民地位，而它以“顶风作案”公然挑战法律权威的方式，在社会上瞬间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它带头证明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法律是管不到公司的，我华为就这样公开的证明给你看了，你却拿我没有办法。
2019年起，互联网垄断巨头员工反对996的声音此起彼伏。马云公开发文，称“996是福报”，刘强东随后发文表示“我现在还能8116+8”“混日子的人不是我的兄弟”。这同样都是公然挑战《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的权威。
2019年11月23日，网易前员工发表文章《网易裁员，让保安把身患绝症的我赶出公司。我在网易亲身经历的噩梦！》，疑似网易HR造假考勤记录、修改业绩以求降低赔偿金，且让保安将身患重病的员工抬出公司，一时间舆论掀起轩然大波。
2021年初，拼多多公司先后一名员工过劳死、一名员工跳楼、一名员工因为拍摄救护车开出公司的照片而被开除，同时拼多多官方账号发布“底层人就应该拼命”的争议言论，网络上也曝光了拼多多“超级大小周”等不人道的加班方式。
互联网巨头虽然曝光了如此之多的负面新闻，但是须知他们已经算是最“文明”的公司了，主要是因为他们曝光高、他们的员工善于运用互联网，才会让这些新闻被大众看到。而众多的不为人知的社会角落里，则更是法律与秩序的温暖无法触及的地方。
2019年，在被环卫队开除的第三天，环卫工人余有德被发现死在出租屋中，身上还穿着环卫工工服。10月25日，余有德被环卫站开除，理由是“今年全年扣分已累计超过20分，解除劳动合同”，同时“环卫站不支付任何赔偿金”。根据搜狐新闻的报道：余有德所在的环卫队，以扣分严格著称。班长和质检员同时查岗，一人拍照取证，一人开罚单。一名环卫工暑天拉肚子，离岗二十多分钟，被扣两分；一名工人感冒批假未准，晕倒在马路上，后来查出感染了肺炎，住院一个多月；一名工人晚上九点多胃出血入院，次日未到岗，算旷工，扣分。
而余有德的工友则对记者抱怨道，他经常问题没搞明白，就随随便便签了（扣分罚款的）字，被解雇也不知道要赔偿。之所以在签字画押等问题上如此草率，其中一个原因是余有德并不识字，有时候对于他的处罚只能听取环卫队的“一家之言”。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余有德过于善良地轻信了资方的承诺：两年前一次意外，右手主要动脉受伤，他失去了劳动能力。据工友说，当时站里的承诺会让他做到退休。余所租住的出租屋房东亦提及，余有德曾几次提起自己受过工伤，环卫站不会解雇他。
不难想象，对于一个年近花甲且身体残疾的老环卫工人，这一次解雇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而他可能一生从未知道《劳动合同法》，也不可能知道环卫站的种种操作已经严重违反了法律。或许真的只有死亡，才是他前方的唯一归宿。
余有德的遭遇仅仅是冰山一角。上一节中社科院教授谢增毅认为：劳动派遣制度是一大漏洞，现在来看这个漏洞堪比1940年的马奇诺防线。劳动派遣又称劳务派遣，是指由劳务派遣机构与派遣劳工订立劳动合同，把劳动者派向其他用工单位，再由其用工单位向派遣机构支付一笔服务费用的一种用工形式。通俗点讲就是三个字：临时工。
早在2008年的时候，《工人日报》就发表文章《“劳务派遣”漏洞应早日堵上》文章中指出：多种迹象表明，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一些用人单位为了规避法律的规定，利用劳务派遣公司将企业原来的员工重新再派回到企业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劳动者的工作实际上没有任何变化，但身份却从原来的企业员工变成了劳务派遣公司的员工。这样一来，企业如果要“裁减”这部分“劳务派遣工”，不需要跟劳动者协商，不需要经过法律规定的有关裁员的法定程序，只需要跟劳务派遣公司“协商一致”，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有的劳动者甚至尖锐地说，某些企业就是通过先哄骗我们跟劳务派遣公司签合同，让我们成为派遣公司的人，然后再通过与派遣公司解除合同的做法，来“合理合法”地甩包袱。
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劳务派遣”的方式来规避加班费、员工社保等一系列义务，最经典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已经必不可少的外卖、快递员工。
2021年1月，饿了么外卖员在送餐途中猝死，妻子称，丈夫生前每天都会被扣3元，以为是保险费，但事后才得知，保险只买了1.06元，还是旅行人身意外伤害险，猝死保额只有3万。据媒体后续报道，饿了么骑手热线称：3元不是保费，是平台服务费，缴纳服务费后，平台赠送一份保险，后续会帮助处理保险问题。随后家属回应：表示能接受赔偿，但出事20多天没人管，需要一个道歉，还是不明白交了3元为啥只买了1.06元的保险。
资本吃人，莫过于此。
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王天玉研究员在接受《法治日报》采访时表示：我国的劳动法律法规对工时制度已经作出明确规定。例如，劳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标准工时制是“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再如，《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将标准工时重新规定为“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但在实践中，我们没有守住劳动基准的底线。就平台企业的员工而言，从“996”工作制到近期曝光的无节制加班，是公然违反劳动法的行为。
但是，劳动法是“没牙的老虎”，缺乏强有力的执行手段。诸如平台企业无节制加班的情形，劳动法第九十条仅规定了“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以罚款。”我们需要注意到，此处的罚款不是“应当”，而是“可以”，属于可选择的执法措施。在此背景下，一个企业可以以很低的违法成本突破法定加班限制，而任何一个企业这样做都会形成对同行其他企业的成本优势，其他企业或主动或被动地跟进，由此导致行业性的加班泛滥，劳动基准全线溃败。当劳动者失去了劳动基准的“保护伞”，加班常态化或者说被视为理所应当时，美化甚至是鼓吹劳动违法行为的“福报论”“奋斗论”才会粉墨登场。
我认为，王天玉研究员说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个体劳动者对于公司，是完全弱势的地位。打工人不敢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而选择对公司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是因为法律武器没有用，而是因为自己患得患失。劳动者在面临着失业、房租房贷、离开城市的风险面前，与公司的博弈地位是完全不平等的。换句话说，劳动者们仅仅是饿死而已，而资本家们则要损失无比宝贵的剩余价值啊。
（五）
可以看到，弱势的劳动者在强势的资本家面前，团结起来是唯一的出路。那么为什么无产阶级难以像曾经那样团结起来了呢？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我在《资本家早已重拳出击，劳动者们为何迟迟不能团结起来？》《革命尽头（下）》这两篇文章中详细分析过。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阶级斗争的主体、革命的主体找不到了。
毛选开篇第一卷第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绝对是提纲挈领统领所有问题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在后现代社会无限复杂化，以至于现有的国际共运理论都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一问题。
革命主体缺失是当今左翼运动面临的首要问题。社科院教授姜辉就在一次线下演讲中指出：一部二战以来的当代左翼历史，就是一部苦苦寻找革命主体而不可得的历史。或者说是一部分人苦苦等待必将出现的“觉悟的工人阶级”但始终没有等到，而另一部分人等不下去了苦苦寻找新的革命主体也没有找到，于是两边不断撕逼却撕不出个结果的历史。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当今非常普遍的“白领”阶层算不算无产阶级？算不算潜在的革命力量？这个问题双方就争论不断，按照狭义的无产阶级划分，工人阶级限定为生产劳动者或者工厂工人，而白领被定义为“新型小资产阶级”——这个定义我们在《穿Prada的时尚女奴隶》中详细解释过：新型小资产阶级不掌握任何生产资料（说白了就是还是穷打工仔），但是生活、消费水平甚至价值观上，处处向真正的资产阶级看齐。他们有着相对好的家庭条件，无忧无虑的童年，接受过高等教育，然后大批地涌入了激烈竞争的就业市场，从事一些基层的脑力劳动。在受消费主义的影响上，新型小资产阶级的表现出奇的一致：无比沉迷于伪装、表象、自我的生活方式及无止境的新体验。
但是另一部分理论认为，白领阶层跟体力劳动者并无差别，一样备受剥削，一样穷的一逼，他们出卖的“脑力”同样算劳动力，自然也属于无产阶级。
当今左翼理论对小资产阶级/白领的解释达到了经院神学一般的执迷，但正如前文所说，时代早已变化。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无论白领阶层还是体力劳动者，他们都不掌握生产资料，因此应该算作“无产阶级”的范畴。真要用理论去套，卖煎饼果子大妈都比白领们更像“小资产阶级”，因为大妈还能有自己的生产资料，抗风险能力比那些说加班就加班、说裁员就裁员的白领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但是，你说是买煎饼的大妈们和体力劳动者更有阶级认同，还是那些“白领”们和体力劳动者更有阶级认同呢？这个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相关的争论可以说是一言难尽了，因为双方都能找到很多证据很多论点，都是言之有理即可。但是在实践的方面就出了大问题了，坚持体力劳动工人为革命主体的先锋队（如希腊共产党），最终发现体力劳动者无论在绝对数量和相对力量上来讲，在当今都愈发弱化，本根无法形成很大的社会影响力——这在马克思或列宁的时代是都没有遇到过的困境。
而那些把白领阶层定义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如英国共产党——希腊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就这个问题还有过一段论战），在实践中就会发现这群人压根就没有革命性。虽然这些所谓的白领阶层确实很穷、确实受压迫，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特质与小资产阶级并无二样：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虽然丧但拒绝抗争、虽然穷但沉迷消费主义——这就是我们课本里所说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共存。更要命的是，他们有一个一致的特征就是歧视体力劳动者、毫无阶级认同感、厌恶革命。
萨特的亲传弟子和亲密战友、五月风暴领导人之一、著名左翼思想家安德列·高兹，总结了一下双方的理论，并提出了一个“新工人阶级论”。高兹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中间阶层”正在崛起：它由专家、技术人员、教师、科学家、工程师、高等教育者、新闻记者、管理人员、知识分子组成。
区别于传统的工人阶级，这些群体受过高等教育，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和经济实力普遍高于体力劳动者。因此高兹认为，促使这些群体革命的动力不再是传统工人阶级所面临的绝对贫困，而是异化。他们对于非异化的劳动的最求、对于无剥削的环境和自由的生活具有更强的动力。同时高兹也指出，这些“新工人阶级”虽然有个革命性的一面，但其保守型更占主流，因此不能作为革命主体，他们大概率甚至还会成为于革命的阻碍力量。相当于把上面两种理论和了个稀泥，但是结论还是一样的：无解。
于是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之后，首要问题中又加了一条：谁是“我们”？
这个问题恐怕需要一代人的求索去解答。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无论你的行为是对是错，你都需要一个准则，一个你的行为应该遵循的准则，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改善你的行为举止。了解完新中国有什么日新月异的变化？，维衡众网相信你明白很多要点。
